童调生：从国学中学习创新文化

培养创新素质是学校教育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如何从国学中发掘创新文化是当前学习和研究国学的新问题。

有些人谈起古代先进的科学思想“言必古希腊”，其实中国古代的很多哲学家、教育家都论述了开放创新的思想理论对科学和社会的发展起着积极推动作用，否则中国古代的科技和艺术不可能取得如此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老子、墨子为代表的三大哲学体系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以儒家来说，孔孟之道也非仅仅是中庸之道，它包含了丰富开放的科学精神。《论语•子甲》中有“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反对保守、固步自封的科学态度。对学问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不妨反思一下，这些论述对改进当下学术界还存在的浮躁作风，例如否定中华医学、否定中国古代科学、学术造假，以及对我们从事创造性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

孟子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关于民本主义的论述对当今发扬民主包括学术民主和科学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道家创造始人老子“精确兮模糊所伏，模糊兮精确所依”、“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庄子“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等一系列关于辩证法的论证为我们提供了进行科学研究的宝贵的自然辩证法。

墨子既是思想家又是科学家,“巧传则求其故”“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就是在创新中追求真理、在自然界中追求真理、在各种思想理论中追求真理；其“志行，为也“就是在实践中追求真理；他的”大故“”小故“等逻辑论辩的方法，在现代数学和其它基础科学中也是不可或缺的论证推理的方法。

虽然从秦、汉开始，由于统治者在学术思想上的错误政策，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被压抑，但历朝历代仍然有很多思想家提出了科学发展的真理观，还有很多科学家和艺术家们在创造过程中的大胆怀疑、科学批判以及克服险阻的精神都是国学的宝贵财富，这对科学和艺术的创造具有长远重要的启示作用。

先秦时代的孔子就提出“当仁不让于师”，即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真理面前没有绝对权威。明代哲学家颜元也提出“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非，则虽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 “书本上所穷理，亦有舛谬不实。朱子却自认甚真，天下书生遂奉为不易之理，甚可异也”。颜元提倡独立思考，反对把书本知识一概视为真理，提倡批判精神。明代李贽认为“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以上这些论述都归结为真理是变化的，提倡大胆怀疑、科学批判的治学态度，这是科学创新精神所需的最基本的素质。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对理论联系实际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有很多重要的论述。西汉末年哲学家杨雄提出“君子所言，幽必有验乎明…无验而言之谓妄”；东汉的哲学家提出“事有证验，以效实然”；明清时代的王夫之说：“知者非真知也，力行而后知之真也”，他所提出的“雷火说”和“潮汐波涛受地形和日月影响之说”都是通过实际观察得出的科学结论。这些论述都归结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发现真理、进行创造的重要源泉。

颜元以医学为例，批判了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深刻而生动地说明了科学实践的重要性：“今有妄人者，止务览医术千百卷，熟读详说，以为予国手矣，视诊脉、制药、针灸、摩砭，以为术家之粗，不足学也。节日博，识日精，一人倡之，举世效之，岐、黄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可谓明医乎？愚以为从事方脉、药饵、摩砭、疗疾救世者，所以为医也，读书取以明此也。若读尽医书而鄙视方脉、药饵、针灸、摩砭妄人也，不惟非岐、黄，并非医也，尚不为习一科，验一方者之为医也。”

伽利略的比萨自由落体实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自由落体的速度与落体的重量成正比的错误结论。这样一个具有科学史意义的实验，使得爱因斯坦提出现代科学是从伽利略的比萨斜塔实验开始的。

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和艺术家们在科学和艺术领域的创造过程中充分体现并发扬了这些具有创造意义的哲学思想。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被李约瑟称之为“中国文艺复兴式的人物”的明代朱载堉创建的现代音乐最重要的基础十二等程律。

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在音律学方面就有“三分损益法”，该方法不能实现黄钟还原，不能任意转调。朱载堉首先提出“不宗王莽律度量衡之制，一也”，“不从汉志刘歆班固之说，二也。”“不用三分损益疏舛之法，三也”，在批判旧律的基础上创造了音律上的十二等程律。为了进行精确的计算，他自制了两层八十一档的大算盘，夜以继日地完成了大量运算，其计算精度达到了二十五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华裔教授沈柏宏用大型的电子计算机验证了朱载堉的计算结果，他惊讶地说“这的确是个谜，四百年前的人怎么能算得这么精确！”

朱载堉不仅是伟大的科学家，在数值计算、天文历法等方面有很高的成就，他也是诗人、音乐家、舞学家，不愧为中国文艺复兴式的人物。类似的人物在中国古代还有李时珍、祖冲之、张衡等。他们的成就都应该是国学中的宝库，对科学和艺术的创造以及后世的教育有重要意义。

我们不仅可以从中国历朝历代的哲学中窥见到丰富的创新思想，还可以从很多古代文学作品中提高我们创新文化的素养。屈原的“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日月安属？列星安陈？”这一声声惊天地泣鬼神的《天问》既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又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一篇诗性的科学论文；既体现了屈原大胆的创造精神，又充溢着科学的理性之光。屈原《离骚》中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无论在古代或现代都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人去创造去追求真理。

本文只是关于国学中创新文化的一个初步探索，国学在这方面的内容博大精深，希望学界对于这一课题进行更广泛深入的研究。